《焚城》：灾难类型片的创伤审美与价值表达

　　作者：陈亦水

　　在所有类型电影创作中，焚城灾难题材电影通过触发人类的灾难末日恐惧，引发关于现实社会的类型思考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注，在叙事深度与人性探讨上拥有独树一帜的创伤文艺气质。近期上映的审美灾难类型电影《焚城》，讲述香港富商为牟利走私“洋垃圾”而引发全港辐射危机，价值致使整个城市陷入恐慌与毁灭边缘的表达故事。影片以震撼的焚城灾难视听效果与深刻的主题内涵，为今年的灾难中国电影市场涂上了一抹亮色。

　　影片开创性地将消防题材与灾难类型片相结合，首次展现“洋垃圾”化学辐射的创伤灾难景观，通过细腻的审美情感叙事刻画展现复杂人性，更以批判性的价值眼光反观“第三世界”之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位置，最终将话题引向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关注与价值追求，展现了灾难类型片对于生态影像表达的焚城拓展和创新。

　　香港消防题材的创作传统

　　《焚城》的监制江志强曾坦言：“我不希望每个人提起港片都是警匪片，我希望能带动一个新的类型，就是灾难片。”从影像美学的角度来看，影片确实做到了香港电影从动作警匪片到灾难片的类型转变，在灾难类型电影的既定风格与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将香港都市空间重塑为展现危险化学元素引发巨大火灾的“生态创伤”影像创新。

　　消防题材的灾难片是香港电影在20世纪至21世纪之初的重要创作方向，《焚城》极大地继承了香港消防题材的创作传统。1997年由杜琪峰指导、根据佐敦五级火警现实灾情改编的灾难动作电影《十万火急》，掀起了香港消防题材创作热潮。后来电视剧《烈火雄心》、两岸合拍片《逃出生天》《救火英雄》等，都曾一度成为展现香港救火英雄形象、普及消防安全的重要作品。香港消防题材影视剧主要展现消防队员面对火灾、拯救百姓的动作场面，往往以节奏紧张的动作蒙太奇取胜。《焚城》同样多次全景展现爆炸场面、直升机吊桶灭火法，以及消防员对受灾人民展开英勇援救的诸多情节，具有香港消防题材注重动作场面的创作风格印迹。

　　生态创伤灾难叙事的影像创新

　　影片《焚城》创新性地缔造了“生态创伤”影像的情动审美方式。所谓“生态创伤”电影（eco-trauma cinema），是灾难类型电影的重要分支，旨在以生态灾难为奇观、唤起观众恐惧与震撼心理效果的情动影像创作，这是随着21世纪数字特效技术的发展而延伸出的一个重要影像风格。电影研究学者阿尼尔·纳林（Anil Narine）认为，灾难景观一向以其震撼的视听效果引发观众恐惧，在许多以视听特效著称的灾难电影中屡见不鲜。如《后天》里因温室效应引发的冰川融化与飓风、《2012》中的山火与海啸的奇观景象，以及《流浪地球》中冰封末日场景等，通过表现生态危机，反映一种为避免承受其痛苦影响而努力压抑或承认的创伤心理经验。

　　《焚城》力图突破传统的香港消防题材影片的常规叙事，将视角转向了“生态创伤”美学。全片使用了2000多个特效镜头，从泛着冷绿色的化学放射性元素的熊熊烈火吞噬城市的壮观场景，到辐射泄漏区域里满目疮痍的集装箱堆砌的末日景象，以及多次爆炸后漫天飞舞的粗糙颗粒所营造的充满划痕感的画面……这些都是传统影片中不曾出现过的灾害镜头，展现出近年来基于生态影像的官能感知，进而更好地挖掘生态批评的情动逻辑。灾难的奇观画面不仅作用于视觉与听觉，还能引发嗅觉、触觉、味觉等多感官的联觉感知，使人仿佛置身于浩劫之中，深刻感受辐射危机所带来的紧迫与绝望，沉浸思考天灾与人祸的社会现实议题。

　　“第三世界”中转工业废料的表达创新

　　可以说，《焚城》是首次正面碰触“第三世界”引入发达国家工业废料而引发生态创伤的社会题材影片。主创团队曾表示，故事创意源于“有毒洋垃圾转运”的真实报道。影片不仅完成了生态创伤灾难类型片历史上的题材创新，更具备了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和社会责任感。

　　虽然《焚城》的故事是虚构的，但真实的社会背景与银幕上的生态创伤影像恰好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影片提及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巴西戈亚尼亚辐射事故与葵涌大火等事件，警示着工业化进程中安全、环保标准的忽视与底层劳动者权益的践踏，基于此，范伟立说出“不要让香港成为第二个巴西戈亚尼亚”才具有更加强大的现实隐喻。

　　影片《焚城》不仅扩展了香港消防题材的广度，更以充满联觉感知的情动技术拓深了生态创伤影像美学的深度，对“第三世界”之于发达国家全球格局的生存境遇展开深刻批判，最终指向未来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在后疫情时代语境里，这样的题材显得尤为难得，它彰显了中国电影之于世界流行文化市场的艺术使命与文化责任之担当。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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